中国超大规模光伏电站陆续完工

短期而言，它们可以威胁停止提供贷款。

就在一年前，法国较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差只有45个基点。除了德国以外，所有主要欧元区国家的债券收益率都出现上升，芬兰、荷兰等财政状况良好的北欧AAA级国家也难逃此劫，这表明历时两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阶段。

巴鲁安在法国《回声报》网站15日刊登的专访中说，法国有能力应对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的形势，政府不会再出台新的紧缩计划。今年10月，穆迪就曾发出警告称，未来三个月内，法国的AAA评级将面临压力，该机构认为，在欧盟所有AAA评级的国家中，法国的公共财政状况最令人担忧。意大利债务危机升级以来法国备受压力，法国是意大利最大的债权国，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法国银行业持有意大利债券风险敞口为4102亿欧元，达到德国的两倍多。即便明年实际经济增长只有0.5%，政府也有能力实现削减财政赤字的既定目标。核心国借贷成本飙升15日，法国国债与德国国债之间的利差触及1999年欧元面世以来的最高水准。

15日，法国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增速为0.4%，法国政府预计，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在1.75%。许多投资者依然认为法国的实际借贷成本明显上升，其AAA评级已名存实亡，法国降级只是时间问题。换言之，中国75%以上的资本项目处于全部或部分可兑换的状态。

第二，采取中间偏右的汇率范式，有效管理人民币升值预期。所谓开放保护，是指一国政府根据本国经济利益的需要，以公益性、社会性、程序性等诉求为依据，以专项法规的定向约束和管理体系的特别设计为手段，对国外竞争者设置制度化的市场障碍，以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实现对金融领域的局部性保护。此外，在金融业全面开放以后，过去那种主要依靠管制手段保护国内金融产业的内外部环境已不复存在，金融业的稳定和发展必须转移到自身竞争力的提高上来。同时，考虑到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和深化，一个面向全球投资者的开放大国金融体系也需要建立起具备一定规模和深度的资本市场，来为日益扩大的跨国资本流动提供栖息场所。

所谓多样化发展，是指金融控股公司在遵循渐进发展整体思路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市场化需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产权主体、控股结构、发展层次等方面表现出多样化特征，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市场需要。应吸取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经验教训，通过更加灵活有效的政策工具组合，合理引导市场预期，防范和打击各种具有不良企图的国际炒家和投机势力，确保在币值稳定的基础上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

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需要一个银行与资本市场平衡发展的金融体系结构。从具体的发展路径来看，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应该遵循渐进式发展和多样化选择相结合的道路。可以预期，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和文化背景，这种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特征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在新旧国际货币秩序更迭的过程中，不通过激烈冲突与对抗的方式进行，就必然有一个思想认同和妥协的过程。

在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下，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脱离任何一方面分离设置调控目标都将损伤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导致两方面的调控目标都无法实现。因此，从提高效率和控制风险并重的角度出发，金融控股公司应该成为现阶段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现实选择。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发展多层次的金融控股公司并不是要排斥专业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按照渐进式发展和多样化选择相结合的道路，可以预期，未来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将逐步形成一个多层次的体系：静态来看，在这个体系中，既包括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也包括行业性的金融控股公司和区域性的金融控股公司。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能否在不影响经济与金融稳定的情况下顺利实现资本账户开放，与该国所具备的国内外条件密切相关。在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金融业过时的分业和不成熟的混业经营格局，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

从时间上看，英镑和美元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分别用了55年和50年。在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制衡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和日益巩固，人民币无疑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加积极的作用。

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主要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重新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重构。其次，从人民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功能来看，第一步是贸易结算化，即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第四，统筹兼顾各种宏观调控政策，通过协调配合构建有效政策组合。从长期来看，中国应当在未来30年通过两个三步走战略来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当然，在历史当中寻求规律，并不意味着重演历史。此次金融危机表明，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很难确保金融体系的宏观稳定，下一步的改革取向是将基于单个金融机构的监管与针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总体信用水平的监管并重，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笔者认为，在金融开放发展和国内经济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的金融改革发展路径将围绕以下基本趋势展开。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在资本项目7大类40项中，目前中国的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有5项，基本可兑换的8项，部分可兑换的17项，完全不可兑换的10项。

以1990～2009年的平均值计算，存款银行资产与股票市场市值之比达到了2.9，这一比例不仅显著高于美国、英国等典型的市场主导型国家，而且在金砖四国中也是最高的，仅次于德国。因此，为确保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共同稳定，应将金融目标和经济目标同时纳入政策视野，从战略上平衡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避免过度金融扩张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由于中国的宏观调控一直都是多目标的，因此，各种宏观调控政策的统筹兼顾和协调配合至关重要。从更长期的政策视野和宏观制度设计来看，全面治理和防范中国的泡沫经济问题，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第一，全面推进中国宏观金融调控体系的改革，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双稳定框架。

第三，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进一步健全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随着全球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重新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在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面临重构。对于中国而言，积极推进混业经营改革，不仅是按照国际标准改革金融产业的需要，同时也是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金融业竞争的需要。首先，在人民币崛起的使用范围上，第一个十年是周边化，即完成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使用。

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积极审慎地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国作为一个开放发展的大国，积极参与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进程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在这里，平衡发展并不是指银行和资本市场在数量上的绝对平均，而是指二者在功能上的动态均衡。

对于中国而言，如何通过选择合适的开放时机和开放模式，在充分发挥资本账户开放优势的同时，尽量避免这一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成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命题。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一次面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巨大的、不平衡的调整，第一次面临东西方文明的此消彼长。

根据目前的全球经济格局和发展趋势，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极有可能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 第五代国际货币体系。一般而言，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具备雄厚的经济基础、规模巨大的国际贸易、统一而稳定的政治环境、极具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等条件。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形成具有制度性根源和必然性，但社会融资渠道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也在客观上导致了单一的融资结构，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承载量，削弱了金融体系的弹性。第二个十年是区域化，即完成人民币在整个亚洲地区使用。积极构建银行与金融市场平衡发展的金融体系结构，形成开放大国金融体系的现代框架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深入考察金融体系改革的立足点、阶段和路径，对于以最切合实际的方式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为确保开放过程中的宏观金融稳定，适度的开放保护和合理的国家控制将是必不可少的战略工具。

在稳定性机制的安排上，诸如存款保险、风险管理、破产机制等在金融体系内部不同单元之间应该有相应的实现方式，使金融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抗冲击能力。稳步推进金融业混业经营，全面提升金融产业的综合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和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机构原有的竞争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混业经营渐成潮流。

在新的监管框架下，监管当局需要从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行为之间相互关联的角度，从整体上评估金融体系的风险，并作出相应的政策反应。这意味着，在宏观调控的实施过程中，必须重视货币政策、监管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形成优化组合，避免政策叠加所带来的潜在冲突。

资本账户的开放客观上要求该国必须具备以下前提：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能力、完善的市场微观主体、足够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健全的法制基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等。在金融控股公司形式下，经营不同金融业务的子公司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就在金融控股公司经营内部形成了一道制度性的防火墙，个别子公司的经营失败不至于使整个集团遭受毁灭性打击。